黑箱子 （中篇小说）

(资料图)

文/许玲

1

那天早晨醒来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很久没有做梦了。我已经习惯一边吃着早餐，一边从梦境里捞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片段，不经咀嚼，便将它们吐在饭桌上。张兰打量着我，好像我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陌生人。她说，这不可能，你不是没做梦，你只是不记得了。昨天打电话要你带瓶酱油回来，你那时正在超市里面呢，你都忘记了。她不无忧虑地皱起眉，听说老年痴呆有家族遗传，你爷爷就是这病，你得小心点。我恼怒于她总是武断地给我安上各种疾病名称，好像她是一个随身携带了超声机的医生，清晰地照出我的脂肪肝、脑血管硬化、颈椎病，还有心律失常。我们争吵了几句之后，我就开车出了门。

截至此刻，我最后一个清晰的梦是关于祖母的。梦里我很清醒地知道，她已经死去多年。当一个女人流着泪的脸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差点以为她是一个陌生的老人，因为我从未见过她流泪的模样。当我看清她身上藕荷色缀暗花的旗袍，黑色带金丝的盘扣一直紧紧扣住下巴，眼泪也无法淹没她的冷漠表情之时，我马上就确定了——这正是我的祖母。一些年前，她和祖父一起并排挂在堂屋的神龛上方，被岁月风化的眉眼，模糊地附在发黄的照片上。但是，祖母一直保持着我印象中的倨傲神情，并未因为褪色而失去半分，这让她与其他做了祖母的女人区别开来。而祖父，和别人家堂前被高高挂着的慈眉善目的老头差不多。这没有什么，人如果有幸活到一定岁数，就会慢慢失去自己的特征。奇怪的是，无论我从哪个方向注视着祖父，他都能越过我的存在，盯着远方。我们家翻新过一次房子，几乎是原址重建，房子是他们留下来的，骨骼变形，内脏腐朽，不知道哪天就会中风猝倒。我将祖父取下来，放在我的眼皮底下，我和他面对面对峙良久。那个闷驴般老实、人皆可欺的老头死了才开始叛逆——我偏不看你们。我将他们顺手放在一张漆面斑驳的八仙桌上。等到新家建成的时候，我才发现“他们”不见了。张兰将“他们”葬于一片早该归西的瓦砾朽木之中。

在梦中，祖母和我置身一间潮湿黑暗的房子里，无窗，四周的墙壁有着粗糙坚硬的质感，如同一个被水泥糊起来的四方盒子。屋中间有一张被抬高的木板，她默不作声，径直朝它走过去，躺了上去，竟是一张床。我在齐膝的淤泥中以一种艰难跋涉的姿态走近，床板上厚厚一层稀泥，她的身体一下子陷了进去，只露出一个脑袋。她就用这脑袋看着我，却不说话，像一个讨伐者。我颇觉愤慨，大声质问，你怎么睡在这地方呢？这是谁弄的？

我醒过来之后，猜不出这个梦的含义。因为祖母几乎不走进我的梦里，一如她生前性情生冷，不喜人接近。而且，这样的事情在她活着的时候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。她的房间，包括她整个人都一尘不染。我回忆起整个梦境，她都没有对我说一句话。我想，这倒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我早已记不起她的声音，她那时可以整天不吐出一个字。我将这个梦告诉了张兰，她却认为这个梦另有寓意。更年期开始之后，她将所有超出正常人生轨迹的事情都解释为命。她说，除了命，怎么去解释这些奇怪的事情，不是你，不是我，为什么是他？早一秒，晚一秒，这事情就不会来。她既然来了，就一定有要告诉的事情。我不以为然地说，我和她又不熟。要来托梦也应该是老头子，怎么是她呢？我倒是经常梦见祖父，在那边的世界也种了几十亩地，穿了件灰色的褂儿，像只鸵鸟一样躬身在稻田里。这样的场景出现过好几次，我觉得那个世界或许与这边无异，只是一个地上，一个地下。享福的还在那边享福，当长工的依旧做了长工。

张兰的筷子停在半空，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我知道这个梦的寓意了。她激动地说，奶奶的坟离水近，旁边就是一条河。我“嗯”了一声，她继续说，你不觉得你梦中的那个房子就是一具棺材吗？奶奶住的地方地势又低，一涨水，就能淹到她的房子，里面肯定就是泥沙啊。我错愕地看着她，似乎豁然开朗，那四方无窗的房子不是棺材，又是什么？张兰得到我的认可，情绪愈加高涨自信，她说，先人托梦，房子近水，后人不利。难怪，你这一生运势平平，才五十五岁，就整天叫着脖子痛、头痛。

我条件反射般地反驳道，我虽然只是师范学校出来的中专生，可那是什么年代啊，我爷爷当年可是放了一场电影，几个村的人都到了晒谷坪，像过节般热闹了大半晚的。但是，我的气焰很快便低了下去，张兰说的不无道理。我这大半生像钉子一样扎在了乡村小学。近年，乡村学校合并，一个镇上只留有一个中心学校。我终于被拔出来，重新换了一个地方，由班主任提成了教导主任。但是几十年过去，钉头已经锈迹斑斑，早无锐劲，只等退休。我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。出生时在她妈肚子里多待了两个星期，干什么比都别人慢一拍。读书上面像嗑瓜子般磕磕碰碰，最后读了市里的幼专，在幼儿园成了一个孩子王，天天嗲着声音和孩子们说话，男朋友都没有混到一个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妹妹潘知远，听说她一个人在日本混得风生水起，到现在都是孤家寡人一个。我与张兰商量，那我们怎么解？张兰对我翻了一下眼睛，不是说那片坟地要迁出吗？

我先开车去了一趟后山，最近雨水充沛，荒草疯长，将祖父母的坟头掩盖得像两个发了霉的馒头。其实，这块突起的地方连山包都谈不上，就像一个被蚊子咬了几个大包的胳膊，有了几处起伏罢了。小河里的水已经溢出来，离他们的坟头不过几米远，腿伸长点，直接可以在里面洗脚。这条河往前两百米，是新建的一段高速公路。站在此处，耳边全是呼啸而过的汽车声音，驱逐了萧瑟之感，也占领了这里本应拥有的静穆。过了高速带，对面是一片新辟出的别墅区，房价让仅有一路一河之隔的乡下人咋舌。城市就是一个不断膨胀的胖子，我们村已经从乡下变成了城郊，很快就会变成城市的一个末梢。现在这条胳膊上，枕着我们村里的先人，按照时间顺序从东到西不断蔓延，密密匝匝地构成了另一个世界的潘家村。他们的房子如同被风吹起来的鸡皮疙瘩，风把草吹得一浪一浪低下腰去，它们就一座一座高高低低地显露出来。我面前紧临的两座，似两个头挨头眺望远方的脑袋，它们被我制造得如此亲热。我选择那个地方，是因为祖父一辈子除了干活之外，晚年清醒的那几年，常拿着钓竿在此钓鱼。祖母比祖父早走三年，但那时我就已经提前启动了这样的心思。祖母曾经对妹妹潘知远反复交代，她和祖父生不同床，死不同穴。潘知远是和祖母关系最近的人，但是，她远在日本，在这个家早就失去了话语权。我坚决地选择让他们在一起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。我那可怜的被我祖母奴役了一生的祖父就不该让她事事如意。不过，他们并未同棺同穴。他们更像邻居，就像他们生前，以堂屋为界，各自占据一间房。每日从各自的房间里走出来，像不同世界，也像不同时空的两个人。

我在离祖母几步远的地方点上了一根烟，我想象着她那瘦小，整个线条绷得僵硬的脸，索性离她更近一点。我还在地上爬的时候，她坐在那把专属的圆形黑色藤条椅上，一只散步的鸡和我差不多同时来到她的脚边。鸡在我身边拉了一泡屎，她没有抱起我，而是将自己和那张椅子挪得离我们远一些，好像我和那只随地拉屎的鸡才是同类。这样的场景，我当然不记得了。这是村里那些老人在世时讲的，用他们的话说，盘古开天地以来，没有女人这样当母亲和祖母的。他们每次见到我，都会说，那个天天摸鸡屎的孩子，也长大成人了。

现在，哪怕祖母再厌恶我，气得从地里飞起来，也不可能像搬把椅子般将坟挪走了。关于迁坟一事，我并不着急。其实早在几年前，村里就已经有了风声，这片坟地是必须迁走的。最近似乎连日期都定了下来，一个新地方，必然会去旧迎新，要有新鲜的血液流动和滋养才能活下来。没想到，祖母到底沉不住气，来找我了。

我驾着车跟着导航仪里的声音，朝一个叫野马镇的地方开去。高速公路上的指示牌一块接一块从我头顶上面飞过去，我离它越来越近。那个镇境内有一座山，叫凤山。它清楚地横列在卫星地图上。从高速上下来，进入省道，接着是乡道、村道。没多久，就见到一条河，如同门卫般挡住我这个外来者，我听得到河水流淌不息的声音，却不知它奔往何处。视野远处是连绵的青山屏障，近处是一小块长势茂盛的稻田。如同一副巨大的骨架之上，托出的一张秀气的脸庞。

这个地方是我一直想来的地方。它算不上路途遥远，从出门到现在，仅仅花掉了四个半小时。我承认，如果不是张兰的警告，我只会在更远些的未来才能来到，或许，再也不来，就像无数桩想完成，却最终没有完成的事情一样。人总是到一定年龄才想到去做某一件事。就像我的祖父，他将自己快丢完的时候，才想到要回家。这并非遥不可及的距离，是他一生再也没法回头的路。

2

当我将车停在河边，一步一步从起伏的稻田中穿过去，走向那座叫作凤山的山。我祖父最后三年的形象，也从我的脑海里走出来，达到了他在我脑海中最清晰的状态。

先出场的是他一对威风凛凛的浓黑眉毛。进入老年，它们像蝙蝠一样飞上了他的眉梢。他年轻些的时候，它们长在他脸上，配合他早已低眉顺眼的神情，就有了一种奇异滑稽的效果，像是一个惯于讨人欢喜的小丑故意将眉毛贴反了。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，它们又与他的神情统一和谐起来。我祖父在记忆开始混乱和不断丢失的那些日子里，又慢慢从同一具身体里长出了另一个人。比如，他一贯温顺的性子突然布满了倒刺，脾气暴躁，见人就骂，有时冲到路上对着空荡荡的道路也要骂上几句。村里不知道他底细的年轻妈妈吓唬孩子，再不听话，把你送到潘爹家去。最后那一年，他的话语变得生涩难懂，高亢尖锐，和我们潘家村一马平川的腔调已是截然不同。

从不爱出门的他，某一天提着一个布袋独自出了门。从此以后，他就天天出门。每次路线基本固定，出了村口，一路向西南而去。因为我和张兰每日寻找的动静，大家都知道了他，他在乡间从未拥有过这般知名度。大部分时候出了村口，他都会被熟人发现，像牵头走失的牛般拉回来。最远的一次，等我们发现的时候，他已经爬过了离家七八里地的某个铁路桥，站在铁轨上，像一个游魂。一列载货的火车在我们的视野下，刚好经过他身边，他整个人好像在低空飞翔。有一次，他消失了。几乎一个村，包括派出所都出动了。我们最后将目标锁在了一个遍布野山茶籽的树林，那里有近百年快要成精的山茶树，也有淹没大腿的灌木。我们确实在那片山林里找到了他，他一动不动地躺在树下的衰草丛里，如一条已经归隐于大地的秋虫，我上前将他轻飘飘的身体抱起来，在初冬的山里待了三天，他竟然还活着。他早已经不认识我了，却抱紧我的脖子，像个孩子般干嚎，我要回家，回野马，回凤山！

当我走在路上，碰到了从那边过来的第一个人，他骑着一辆摩托车迎面而来。我大声喊道，老乡，请问后面那座山是凤山吗？他的车停在离我十多米的地方，我不得不掉头走过去。他对陌生的面孔有着自然熟络的从容，问道，第一次来？我说，是的。他说，现在凤山是森林防火特护期，不准游客进去了。前段时间，有人在那里搞烧烤，差点起了大火。我给他递上一根烟，他取下头盔接了过去，那是一张不算年轻的脸，看上去比我还长上几岁。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给我，我接了过去。他姓张，经营着一家农家乐，卡片上写着钓鱼、烧烤一条龙。我说，那下次来这里玩就方便了。我顺势向他打听一个叫潘青山的老人。他确认了一遍，肯定地说，没有这个人。我说，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？他说，如果是出去打工了的年轻人，那我认不全。我说，不是年轻人，是老人。他说，住在这儿的老人，我都认识。一支烟抽完，他也没有想起潘青山是什么人。他几脚把摩托车踩得冒了烟，对我说，我们凤山一带没有姓潘的。

其实，这个人一开口，我就确定了这是祖父想回来的地方。哪怕他把我当作外地人，咬着一口走调的普通话。当摩托车的声音消失在远处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自己犯了个错误。祖母姓潘，祖父也姓潘，这应该不是夫妻拥有同样姓氏的巧合，而是因为祖父流浪在外，丢掉一个姓氏是无所谓的事情。这个世上，除了我之外，不会再有人关心祖父到底从何而来。那些知道祖父是很多年的一个秋天来到潘家村的老人，都已按照顺序去了地下。他们说，祖父背着一个灰色讨米袋出现在村里的时候，全身的伤口都在流脓。那个年代，他们对于出现在村里的叫花子见怪不怪。这个叫花子应该是被饿狗咬了，不过那个年代，穷得连狗都少见，那应该是被人打了。村里的外姓，一个姓张的老头说，他屋里那时还给了祖父一个裹着红薯的饭团。最后，祖父没有再走出村子，晕倒在潘聘才家的牛棚里，潘家的牛棚里有两头牛。潘聘才是我祖母的父亲，潘家村最有钱的大户。那时啊，张老头每次说起这事，都会用手指着村西边那片山茶林的方向，在空中画一个大圈，再落回东边那片田里，他说，一大半个潘家村的地都是潘聘才家的。我问，后来呢？他咧着牙齿掉得空空的嘴笑，不再说话。后来，一张床，一碗稀饭救了祖父的命。祖父做了潘家的长工，又过了几年，和祖母潘学珍结了婚，做了潘家的第三头牛。

对于现在的潘家村，祖父上门女婿的身份并不是一件值得说道的事了。潘家村这些年接受了很多外来的人，姓氏早就变得五花八门。有从外地投奔亲戚留下的，有因为遭遇洪灾，家园变成了蓄洪区分流到此的，还有两户是外省来的三峡移民。只是在更早些的年份，碰上过年、中秋这样重大的节日，一个姓氏，沾亲带故且同在一个祠堂的本家亲戚常会聚在一起。每当这样的时候，常会因为祖母出格的表现，祖父的身份就像一个石头裸露在断流的河床上，不得不引起人的注意。

祖母穿着缀着盘扣的深蓝色棉袄，头发盘成一个大饼，用一个黑色网状的罩子套住，一根杂毛也不会探出来。我曾经在一个被尿憋醒的清晨，见到过她站在门边的晨曦里梳头发的样子，头发如同瀑布一样垂在腰际。她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好看的人。都说潘知远长得很像她，而潘知远就是一个水灵的美人。祖母老了后，如同供桌上那些鲜亮的水果一样，虽然失去了水分，但是她的做派却愈加令人不敢亵渎。她那种做派，和村里那些带着孙辈的老太婆截然不同，她给自己搭了一个高架，将自己置于神坛，哪怕被那些孩子说成是修炼了一千年的老蛇妖也毫不在意。不好听的话，她听得太多，从来不把这当回事。从我懂事时起，她便作为全桌唯一的女人，坐在主位上，背部挺得笔直，神态严肃，在全族德高望重的男人中稳如泰山。她不常说话，男人们给她敬酒，从饭局开始到结束，她手中那小盅酒才喝完。女人们看着她笑，对她的特立独行都显示出一种敬而远之的包容。我一度以为是因为祖母地位的与众不同。有一年夏天，我们村的人在公路上遇到一个穿着棉袄的流浪汉，他蓬乱着头发，嘴中念念有词在我们的村路上游晃了几天。我们捡起石头朝他身上扔去，大家一边笑一边制止我们。他们同那个流浪汉说话，问询他从哪儿来，他的答非所问和惊恐表情引来一阵又一阵大笑，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一种熟悉的东西，正是他们曾经施舍给祖母的笑容。在饭局开始前，他们都会故意站起来，东张西望寻找祖父的身影，嘴中叫着，潘爹呢？把他也请过来一起坐啊！

祖父在这样的场合，从未上过主桌。他将自己混于孩子们那一桌。有时，连桌都不上，帮着厨房里做事，埋着头和女人们在厨房就把饭吃了。他夏天穿着一件灰色的衬衣，冬天穿着套着灰色罩衣的棉袄，他对灰色的偏爱，一直持续到死。灰色成了他的另一层皮肤，将他隐藏起来。纵是这样，他和祖母之间做派、地位的巨大差异，是一定会被人讲起的。

我由此知道祖母是读过书的女人，听说读的书，比我和姐姐都要多。但是，我认为那只不过是夸张，因为在那个年代的乡下，识字的女人都是凤毛麟角。一只鸡，在那么多人的嘴中会被流传成一只凤凰。我曾经问过祖父这个问题。他难得地显出一种自豪，她学问大，什么字都认识，还能教潘知远写文章。我又问祖父，到哪里读的书呢？他摇头说，那我不知道。

祖父确实不知道。他面对祖母时，就像一个饿极的流浪汉，不管前面是什么菜，从不进行回味，只会选择一股脑吞下去。在我进入少年，我一度怀疑父亲是不是他们的孩子，他们完全不像有机会能制造出一个生命的样子。我曾经和潘知远讨论过此事，但是，她对此全无兴趣，没有回答我，只是斜瞟了我一眼，用蔑视的眼神告诉我，这是件非常无聊的事情。和那些站在路上，对着我们家像流氓一样吹口哨的少年一样令人厌恶。我知道，她一定知道祖母的很多事情。要不然，祖母靠什么去教育她，让她几乎成了从祖母身上分娩出来的另外一个祖母。她酷爱黑色的裙子和白色的娃娃衬衣领，就算在夏天，衬衣领也会扣得一丝不苟，她从不穿凉鞋，穿着厚厚的齐膝的白色袜子。背部挺得笔直，像有人时时在反扣着她的双肩，不让脖子前倾。她吃饭，喝汤从来不会发出一点声音，穿着冬日拖鞋的时候，像只猫走路一样，不会弄出踢踏的声音。她一点不像从我们房子里走出来的女孩子。村里人说潘冬子像她的祖母，而我则像那闷棍子打不出半个屁的祖父。没有人说，我们像自己的父母。因为，他们就是我们的父母。

我想着过去，凤山已到脚下。两座高大紧临的山峰像母鸡的两个肥硕的翅膀，将整个山村包围在自己怀抱里，脚下如小鸡般簇拥着一圈人家。和现在大多数农村一样，除了几声鸡啼狗吠，站在屋前好奇地打量着我的，多是些上了年纪的人。还有几个穿着短裤，赤着脚，既忸怩又天真的小孩，见到生人，笑笑后像受惊的小鹿一般躲进屋里。这片老了的土地生长出了一大片新生的东西。几幢带着尖顶和罗马柱，却又裸露着红砖外墙的乡村别墅，两层宝盖头，有着宽大堂屋大门的楼房，一色竹篱笆围起来的菜园，它们一起覆盖了过去所有的痕迹，包括祖父从这里走出去的脚印，我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，几乎问遍了山脚下所有人家。无论是潘青山、胡青山、张青山，都没有人能从脑海里挖出一个与青山有关的人。

天黑的时候，我按着名片地址去了那个农家乐。张哥正接待一个来搞聚会的单位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好几个人正围着烟熏火燎的烧烤架谈笑风生，架上放着一只已经萎缩的全羊。另一边，为篝火晚会准备的木头已搭建得像个宝塔。他一见到我便关心地问，人找到了没？我摇头说没有。他一边给只剩下轮廓的羊身撒下一大把辣椒粉，一边问，上午和你说了半天，你都没有告诉我，他多大年纪了呀？我笑了笑说，如果活着，应该一百零几岁了。他张大了嘴，问道，是你什么人啊？这时，站在他旁边的女人打掉自家孩子伸向羊腿的手，大声喝道，烫不死你！

篝火点起来的时候，农庄里热闹非凡。舞台的声音，像一群嘶吼的野马，向对面的山头奔去，让整个山都有了回响。我坐在一旁默不作声。从我步入天命之年之后，孤独似乎就成了我的亲兄弟。我没有兄弟，这时我想到了应该更加孤独的潘知远——我们多少年未见了呀。

我给她发微信：我梦见祖母了。我在屏幕上耐心地敲下了事情的始末，我告诉她，自己已经来到了祖父的故乡，野马镇的凤山脚下。潘知远的信息很快回了过来，速度之快让我很是意外。我习惯的是，我晚上发过去的信息，有时要等到第二天，甚至第三天才能收到回复，内容简洁，如同电报一样。她回道：等疫情结束，我想回家一趟。我才做了手术，已出院。

潘知远用了家这个字，让这些年冰冻的情感瞬间解冻，我的眼眶被它冲击得决堤。疫情还没有开始时，女儿潘月和张兰去过一趟日本，临走前，我在微信上告诉了一声潘知远。她没有表现过多的热情，只是冷静地回复了一句，好的。潘月回来后一脸兴奋，姑姑对她们很亲热，根本不像我说的那样冷血。姑姑拥有一个电子公司，她们去参观她的公司，碰到的每个员工都会对她们鞠躬问好。潘知远替她们买了一大堆东西，其中几大盒治疗灰指甲的药水、用于跌打损伤颈椎痛的久光膏药贴是给我的。潘月那日站在镜子前问我，我长得像姑姑吗？我其实早就发现，她的脸型和眉眼都和潘知远神似，但是那种神韵却完全不同。我说，不像。潘月嘟着嘴，她都说像呢，她还鼓励我去日本留学呢。

我想，岁月、疾病都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。潘知远躺在手术台上时，她一个人签下手术知情书时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时，一定和我一样，轻易地就回到了过去。我的双眼雾气腾腾的，写道：潘冬子，一个人在外面，要照顾好自己。如果你回来，我们的家永远欢迎你。如果不愿意走了，就留在潘家村。

（本文节选自2023年第3期《芙蓉》中篇小说《黑箱子》）

许玲，1979年12月出生于湖南岳阳，现居常德。中国作协会员。作品散见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《湘江文艺》《芳草》《清明》《湖南文学》等刊，有小说被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转载，曾获《湘江文艺》双年优秀短篇小说奖，出版长篇都市小说《向前三十圈》《南回北归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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